2001年本文作者采访吴文俊先生

　　闵捷，1992年进入新华社对外部从事对外报道，2015年至2020年曾在新华社亚太总分社工作。曾采访过逾百位文化、艺术及科技界名人，包括冰心、杨绛、端木蕻良、季羡林、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陈逸飞、靳尚谊、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吴文俊等，在海内外播发后产生较大反响。

　　

　　冰心、杨绛、端木蕻良、季羡林；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陈逸飞；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吴文俊；张艺谋、贾樟柯、赖声川、戴爱莲……回首自1992年进入新华社对外部以来31年的记者生涯中，我采写过的逾百位文化大家，往事历历在目。值此荣休之际，感慨良多。感恩时代栉风沐雨的历练与考验，感恩前辈孜孜不倦的传承与引领，感恩同行者的相伴与相助，让我31年的记者生涯格外精彩。

　　正如同事韩松为我2015年出版的《大家——40位文化名人采访记》所作的序言中所说：“所有这些篇目，贯穿了一个主线，或一种精神、一股浩然之气。集纳起来，成为一笔财富，不仅是作者给自己写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或者是给这些人物的一个人生大总结，更是给这个时代立传，成为我们巨大变迁的社会的镜子。”

　　一、“抢救性采访”

　　1995年著名作家夏衍去世，编辑部派我去他家采访，那时我还是一个入社一两年的年轻记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采访。那次我写了《夏衍：一位世纪老人的人生蒙太奇》。记得当时站在他家的院子里，周围人来人往，我望着他曾经坐过的藤椅，忽然感到自己来晚了一步，如果早一点来，也许我能采访到他。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抢救式采访”——寻访那些依然健在的现当代科学家和文化艺术大家。

　　于是，我开始寻找那些大家。后来在北京市两会上我采访了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写了《文学是只报春鸟》，从此与舒乙先生建立了联系。后来舒乙创办了现代文学馆，他去上海拜访巴金先生并复刻了他的手模，现代文学馆所有的门把手，都是用巴金的手模做的，所以我当时用的标题就是《用巴金的手推开文学的门》。

　　跟舒乙建立了这种关系之后，我从他那里找到了冰心的联系方式，三年间共见过冰心三次：1997年、1998年和1999年。1998年10月，是冰心最后一个生日，我写了《九十九朵玫瑰的祝福》。1999年3月冰心去世，我和林谷写了《送别冰心》，这篇文章2008年收入冀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教材。后来又写过长文《“繁星”消逝，真爱长留》，全面介绍冰心的一生。

　　1997年12月，打电话联系采访杨绛时，开始杨绛说不接受采访，我说没关系，但我没放电话，她也没放电话，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她说有人要给钱钟书建故居，我说那是挺好的事儿，她说不是，她觉得不合适，我就听着。然后她突然说：你来一趟吧，然后就给了我地址，约了时间。记得见面时，杨绛穿了一件黑色的套头衫，棕绿色的马甲，灰白色的头发随意梳拢，自然从容，那年她87岁。后来我写了《杨绛、钱钟书：情牵携手到白头》。

　　1999年9月，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我采访了著名舞蹈家戴爱莲，这是我第二次采访她。第一次采访她大概是1988年，我正在《瞭望》杂志实习，当时有一个英国皇家赛德勒斯-威尔斯芭蕾舞团（现英国皇家伯明翰芭蕾舞团）来北京演出，我跟他们一起到戴爱莲家做客。那时她72岁，依然热情洋溢，非常有神采。她家的大厅被她改造成练功的地方，每天坚持锻炼，给我印象特别深。到1999年第二次采访时，她83岁，谈起1949年骑车到西直门迎接解放军进北京、在北海后门即兴跳舞赢得热烈掌声，思路十分清晰。那次我写了《风雨无悔归国情——记中国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结尾是这么写的：“在戴爱莲小客厅的书架上，摆放着一些旧照片。一张黑白的宋庆龄照片，放在显眼的位置。戴爱莲说：‘宋庆龄是我的老朋友，我很怀念她。’溢于言表的那份深情，令人感动。黄昏时分，房间里的光线有些暗。窗外，树影婆娑，一缕斜阳照在她瘦削的脸上，逆光望去，宛如一尊雕像。”

　　2001年我采访了两位科学家。春天采访了数学家吴文俊，秋天采访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这两次采访都令我印象深刻。

　　2001年4月，82岁的吴文俊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写了《吴文俊：从“零”开始，蹉跎到辉煌》。吴文俊非常睿智，是世界拓扑学的奠基人之一。喜欢下围棋，问他为什么喜欢围棋，他说围棋规则特别简单，但结果非常丰富，特别奇妙。

　　采访李政道是这一年的秋天，当时新华社国内部的资料室有从20世纪50年代到后来的剪报，把相关报道从报纸上剪下来做成一本册子，比如李政道是一本，杨振宁是一本，放在一个抽屉柜里。我从中看到了一条消息，1974年，毛主席会见李政道博士时的报道就一句话：“毛泽东主席今天上午会见来华探亲访问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同他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让我特别好奇的是“极为亲切的谈话”到底谈了什么？等到采访李政道的时候我就问：当时你们谈了什么？然后他就开始讲故事，他说那天早晨完全没有事先安排，突然接到电话，说毛主席要接见。他赶紧就去了。毛主席一见面就问他“对称为什么重要？”，然后说“对称就是平衡，平衡就是静止，静止不重要，动才是重要的。” 毛主席说，他一生经历的都是动荡，所以认为动才是重要的。李政道就坐下来给毛主席详细演示对称的原理。后来李政道坐飞机离开北京的时候，空姐给他拿了一个礼物，说是毛主席送的，他打开一看就是谈话中提到的毛主席自己的藏书《科学大纲》，至今这本书还在他的书架上。后来这篇《李政道：我给毛主席演示对称》收录到了粤教版高中语文的第5册。

　　二、为时代立传

　　人物报道如何提升精气神？这里要提到“我报道”人物专栏。2013年到2014年，我与顾钱江老师一起做“我报道”，当时我做了一个人物专栏，题记是这么写的：“人生的起伏会深化存在过的痕迹，有一种丰富叫辽阔。”我觉得要提升精气神，“起伏”是个关键词，人生的起伏会深化存在过的痕迹。

　　2014年3月，采访张艺谋。当时有5位重量级导演相继去世，张艺谋也处于低谷期。著名导演吴天明去世后，他发了一条微博：“惊悉吴天明导演去世，震惊难过，几个月前还跟他共同筹划一部影片，不想竟成永别，吴导一路走好，嫂子和女儿节哀、保重。”

　　突然出现的微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想办法采访到他，这次稿件的关键词是什么？他的重新出现，特别是他提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眼睛都是亮的，“璀璨的80年代，铭记吴天明”，就成了这篇报道的标题。吴天明是他的恩师，他第一次导演《红高粱》的时候还很年轻，要种红高粱，但没钱买种子，急得不行，当时吴天明是西影厂的厂长，悄悄给他3万块钱，说拿去赶紧种，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张艺谋说：“我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考上电影学院，一次是拍《红高粱》，没有吴天明就没有《红高粱》”。

　　张艺谋在这次采访中提到上世纪80年代，他说那时候电影受到文学的深度滋养，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黄金时代。这篇报道发了以后，因为当时的“我报道”是有视频、有文字、有图片的，影响非常大。后来第五代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有一次聚会，包括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黄建新、顾长卫、霍建起等都去了。我们又写了一篇《吴天明：一个时代的背影和省思》，就是写他们又重新聚首。

　　改革开放后涌现了很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1999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采访了画家陈逸飞。记得当时我在《精品购物指南》上看到一张彩页，是陈逸飞的画《长笛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然后我就想办法联系他，在北京饭店做了专访。其实他出国之前已经很有名了，他与魏景山合作画过《占领总统府》，也是获奖作品。我们都在纽约大学上过学，见面之后一说起这段经历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他当年拿着80美元去的美国，为了省钱，曾经从曼哈顿走到皇后区，大铁桥是只过车不能走人的，他就在旁边走，晚上，汽车驶过铁桥震动得非常厉害，会让人感觉有生命危险。那时是他感觉最苦的时候，后来找到一份修复名画的工作，拿到2500美元的报酬，拿这2500美元他去了欧洲。晚上坐火车，白天参观博物馆，之后回国，在江南写生，带了一批作品赴美国，有一个哈默画廊看中了他的几幅画，做了一个小型展览。正好哈默博士要访问北京，来北京见邓小平时，选择陈逸飞的画《家乡的回忆——双桥》送给了邓小平，让他一下子声名鹊起。1999年他第一次回国办展，大获成功，一举成名。但很可惜，他59岁就去世了。我写了《陈逸飞：大美术馆成就传奇人生》，全面回顾了他的一生。

　　三、“留法三剑客”

　　生活给我们埋下的伏笔，多年之后才恍然大悟。1994年的那个下午，与吴冠中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对艺术的执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是我并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我会追随着他和另两位大师——赵无极和朱德群的脚步，最终写出了《留法三剑客》。

　　“当一切已成往事，当我们回首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这三位以‘留法三剑客’并称的大师级人物的一生时，我终于理解了‘真正的画家是活在后世的’这句话的真意，正如他们的老师吴大羽所说的：‘我不会完全的死去。’”这是我在《留法三剑客》一书中所做的题为《二十载搜寻每一块拼图 还原艺术史上一段佳话》的自序中写的一段话。

　　1994年7月的一天，在北京方庄吴冠中寓所，我采访了从巴黎举办个人新作展归来的吴冠中。那一年，他75岁，看上去精神矍铄，穿了一件月白色的绸衫，一双松紧口的黑布鞋，恬淡舒适，不经意间勾勒出他的淡泊人生。1919年出生的吴冠中，20世纪40年代留学巴黎，1950年回国后，一路坎坷，80年代再访巴黎， 1993年11月他三访巴黎，带去了个人新作展。那次采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冠中心中的“巴黎情结”，于是我写了《吴冠中三度巴黎行》，新华社播发后，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及海外多家报纸全文刊登，产生很大反响。与这位艺术大师的交往，也由此开始。但是真正想写“留法三剑客”的故事，是1997年他的老同学朱德群回国办展。

　　1997年5月，吴冠中的好友、旅法画家朱德群要回国办个人画展。对于这位把他引进艺术之门的挚友，吴冠中非常热诚，并不辞辛苦地张罗。那次画展是朱德群五十年来第一次在国内举办个人画展，所以相当隆重，展出了一批非常有分量的作品。

　　1997年5月26日那天，美术馆里人头攒动，前来观看朱德群画展的嘉宾和观众达800多人。我在开幕式之前第一次见到了朱德群先生和他的夫人董景昭。朱先生身材高大，西装革履，看上去有些威严，其实却为人诚恳、谦逊有加。董女士则端庄知性，很有亲和力。采访就在那里进行，直到开幕式正式开始。朱德群的蓝色系巨幅重彩意象山水画，让我感受到他压抑在内心的巨大热情，犹如火山喷发之初时被巨大的神秘力量压抑之下，隐隐露出绚丽的光芒。应该说，朱德群是一位灵魂画家，他的画里常透露出一种隐隐的乡愁，这份东方式的乡愁令人心生感动。他的画作中洋溢着丰沛的热情和生命力，因而能产生巨大的气场。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有了想写“留法三剑客”的想法。

1997年，本文作者采访吴冠中

　　第一次看到赵无极的画是1999年，他回国在中国美术馆办60年回顾展，都是超大幅的油画。首先感到的是他的气势，画面洋溢的澎湃激情，让人内心感到强烈的震撼。虽然是抽象的作品，但能感受到画家已深入到大自然的隐秘处，探索到美的真谛。“不复制自然而再现自然”，这是他的创作理念，在经过多次自我否定的痛苦历程后，他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生致力于倾吐“心中的绘画”，认为画家要用画来说话，坚持“画家说得越少越好”，好的作品必须要与观众进行心灵沟通，由世人评说。

　　1999年10月，吴冠中年届八十，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吴冠中艺术大展”，盛况空前。开幕式上，吴冠中依然穿着那件随意的夹克，在一片西服革履中格外引人注目。在他身后，那一幅幅凝聚着他全部心血的画作，写就的是他一生的辉煌。那次展览之后，随着年龄增长而更加惜时如金的吴冠中，有意逐渐淡出了媒体的视线。

　　2010年6月25日，传来吴冠中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吴冠中纪念展”和在清华大学举行的追思会上，人们对他的一生真诚地缅怀，感人至深。

　　20多年间，经历了三位大师的送别：2010年6月吴冠中逝世，我写了新闻特写《想念我，就去看我的画吧》；2013年4月赵无极去世，我写了新闻特稿《赵无极：抽象画境里的中国情怀》；2014年3月朱德群辞世，我写了新闻稿《朱德群：第九十四个春天》。

　　三位现代画坛巨匠的超凡艺术造诣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令我决定从这个角度去追寻三位大家成长的轨迹。于是，我开始收集各种有关“留法三剑客”的材料和书籍，并先后到北京、杭州、上海、香港、巴黎实地寻访，收获颇丰。2012年12月，我完成了《“留法三剑客”演绎画坛传奇》，刊登于文学期刊《钟山》2013年第三期上。同年7月，《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这篇纪实文学，产生很大反响。

　　随着三位大师的去世，我“搜寻每一块拼图，还原艺术史上一段佳话”的想法更加坚定。

　　2014年12月，我被派驻到位于香港的新华社亚太总分社。香港是东西方文明交会的文化之都，各类展览常年不断，从每年3月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到佳士得、苏富比、嘉德、保利的春拍、秋拍，在各家的拍卖预展上，每次都少不了三位大师的作品。香港还有上百家各具特色的画廊，也时常有各类中小型的画展，三位大师的作品也不时能够见到。

　　2015年初，我第一次到香港艺术馆，当电梯升到顶层展厅的时候，抬头赫然见到“吴冠中捐赠作品展”巨幅海报上吴冠中的照片，仿佛又见故人！

　　2016年12月，我开始动笔写《留法三剑客》。虽然已经积累了多年，但此时依然显得不够用。工作之余，我常常泡在中央图书馆，相关的图书基本浏览了一遍。一次，我在电脑上搜索相关资料，无意中找到一部关于赵无极的电视片，一共四集，编导和摄像不仅到巴黎赵无极家中与赵无极长谈，而且还跟随他到巴黎近郊的画室进行拍摄。那个上午我感觉如获至宝，仿佛也踏上了一次寻访之旅。

　　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到巴黎沿着三位大师当年的足迹亲自走一遍！这个愿望在2017年初春终于实现了。在巴黎，我又见到了朱德群夫人董景昭女士，在她的引领下，我走进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那是林风眠和吴冠中的母校；在蒙帕纳斯的大茅屋画室，见到了与当年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在塞纳河畔的法兰西学院艺术院，感受到朱德群、赵无极当选院士时的荣光。我还见到了赵无极基金会的主管Hendgen 先生和赛努奇博物馆的馆长易凯博士，后者正是2011年“中国艺术家在法国”大型展览的策展人。巴黎之行收获颇丰，我之后详述此行的《寻梦巴黎》顺理成章地成了此书的“代后记”。

　　《留法三剑客》全书的时间跨度接近一个世纪，所涉及的人物除三剑客之外，还包括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蔡元培、常玉、李可染、苏立文等。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展开了一幅别具特色的生动画卷。

　　2017年10月，《留法三剑客》（繁体字版）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在业界引起较大反响。2019年7月，该书获得第二届香港出版双年奖出版奖。2019年8月，《留法三剑客》（简体字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留法三剑客”在探索中西融合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仿佛在两种思维方式之间自如地游走，在表达方式上也独辟蹊径，分别创作出别具魅力、又辨识度极高的作品。吴冠中曾说，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两位观众，一位是西方的大师，一位是中国的大众。他的创作总是希望得到他们一致的首肯，因了这种追求，吴冠中的很多画是雅俗共赏、耐人寻味的——既概括又直白，有一种哲学的意涵。而诗的意境，是三人共同追求的，不同于吴冠中“苦行僧”式的修道，朱德群更像一位所向披靡的“武士”，而赵无极则文如其名，祖父笃信道教为他取名“无极”，对他一生影响甚大。他宣称老庄哲学是他的“思想之根”，正如张大千所言：“你尊道教称无极，我信佛教名大千。”

　　三位大师怀着满心的渴望追求美，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诚而强烈，以至于他们终其一生都过着非常简单而淳朴的生活——绘画，出新，再画，再创新，周而复始，一辈子乐此不疲。

　　这三位画家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见到了登顶的辉煌，也看到了拍卖场上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天价”，在凡夫俗子的眼中，他们终其一生练就的“金手指”已然具备了点石成金的本领，但他们表现出的淡定却出奇地一致。艺术家常常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但也免不了于窘迫时被低估、于辉煌时被追逐的烦扰，却总能依然故我，坚守当下，更活在未来——于后世受到敬仰，这是极少人能享受到的殊荣。

　　四、“香港故事”斑斓灵动

　　2018年6月，我们创办并开播的“香港故事”栏目，正是对香港这座城市知性和感性的经验和体验，也是我们深耕香港、为这座城市所做的别致的“注脚”。《香港故事》一书正是从这个栏目中精选了50篇作品，这个栏目从开播至今，以每周一篇的节奏已播发了260多篇稿件，在新华社客户端上的累计浏览量超过1亿，影响遍及海内外。

　　饥饿、战争、经济崩溃，上一代香港人和比他们更年长的一代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故事——五十个独特视角讲述“百变”香港》里的很多人物都经历过，如抗战老兵林珍、罗竞辉、黄清，慈善家田家炳，商业巨子吕志和，作家陶然等。这些书中人物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动态的“昨日世界”，并定格在当下。“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有“中国百校之父”之称的田家炳一生恪守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对于香港的年轻一代，这些上一代香港人刻骨铭心的对物质匮乏和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人生体验，今日重温更意味深长。

　　为了寻找香港故事，我们像画家到大自然中写生一样，深入香港社会的角落寻找题材，循着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感受社会生活的变迁，感受生活的沧桑之美。从深水埗，到北角；从大澳渔村、到“袖珍小岛”鸭洲；从天台之城，到夜阑深处……走遍香港，我们用脚步丈量历史风烟的春风化雨，用心品读繁华背后的世道人心。

　　深水埗最后的“布市场”、街头的报摊、巷子里的“武侠味”、菜农的“朋友圈”、最后的抗战老兵……揭开香港这个繁华都市的面纱，里面藏着丰富而饶有趣味的香港故事，深耕这片沃土，“香港故事”栏目挖掘出香港的另一番天地。

　　为了在报道中更有效地协同合作，“香港故事”栏目逐渐探索出一条机动灵活又行之有效的融媒体小分队报道模式：选题确定后临时组建团队、协同采访、各自创意、互相补台、互为补充、立体呈现。精心策划，全情投入，文字、摄影、视频团队协作，成就了一篇篇融媒体报道的精品之作，也使“香港故事”逐渐成为被同业称道的精品栏目。为了同一个选题，整个团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达到立体呈现的报道效果。

　　有数十年“写信佬”生涯的球叔，依然保存着陪伴了他40多年的老式打字机；从17岁就开始做霓虹灯的胡智楷，依然坚守着城市记忆的视觉符号。在对这些平凡人的细致描述中，记者将人文关怀贯穿字里行间。

　　报摊在香港几乎每条街上都有。在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下，纸媒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报摊的生意怎么样？他们如何坚守？记者通过细心的观察和深入的采访写出了《转角遇到报摊》；因为偶然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香港抗战老兵聚会的照片，引发了我们的“寻访之旅”：在西贡赛马会大会堂、斩竹湾烈士碑园、沙头角罗家大屋，我们循着一条看得见的足迹触摸着一段看不见的历史；蔡元培最后的日子是在香港度过的，在柯士甸道、北角、圣约翰大礼堂，寻访这些当年留下蔡元培足迹的地方，依然能从历史的遗迹中感受到他强大的精神力量。

　　以朴素的心，投入真诚的情感，发现生活之美。“香港故事”栏目每次选取的点都不同，既有小人物，也有社会贤达；既有作家、画家、医生、艺人，也有菜农、外佣、创客、港漂……他们是生活中各行各业实实在在的人，个个眉目清晰，形态生动，有着朴素的情感，在工作和生活中敬业勤奋，他们的喜怒哀乐、人情冷暖、随时代席卷而来的人生变迁，无需着墨过多，平实的笔触就能真实地呈现出平凡生活的静穆与端庄。而这种臻于化境的朴实无华，才是生活的本质。

　　“香港故事”栏目的良苦用心得到了用户和读者的热情回应。“‘香港故事’属于有情怀、有观点、有温度的专栏。落笔的角度绕过香港‘购物天堂’的标签，划破维多利亚港灯火通明的夜幕，放缓高节奏的港人脚步后，描述给读者的是香港的另一面：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别于都市化的民俗活动、深巷中的美食地图、深入骨髓的人文气息。”这是沈阳日报对“香港故事”栏目的评价。

　　2019年8月，新华社亚太总分社与香港三联书店签署出版合同，开始着手将“香港故事”栏目稿件精选、重新编纂、结集成书。经过两个月紧锣密鼓的编辑、排版、印刷，《香港故事——50个独特视角讲述“百变”香港》终于在10月初出版上市。该书分为“风物地理”“历史天空”“人物志”“众生相”“生活百态”五个章节，带领读者走进街头巷尾，领略风土人情，品味历史点滴，看市井，看众生。

　　有香港读者在香港媒体上刊发书评文章，认为此书“平凡小故事，真情写大爱”，50个故事，50个独特视角，生动地展现出每一个行走于这个城市的人，有温度地讲述着他们的共同点：积极向上，努力进取，把握时代大势，珍惜每一个可能的发展机遇，即便在逆境和困境中，也不轻易言弃，诠释着以“狮子山精神”为代表的城市文化。

　　五、“中国故事”家国情

　　2020年8月，我从香港回到新华社对外部港台部，11月我跟赵丹平主任提起想开一个“中国故事”栏目，把做“香港故事”的经验移植过来，这个想法得到支持。筹备了三个月之后，2021年的1月，“中国故事”栏目正式开播，第一篇就是《一池清漪照家国——穿越时空的颐和园影像》。这个栏目是与分社合作的，得到了全国各分社的积极响应，发稿节奏是每周一篇。比如，《三星堆——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明》，是与四川分社合作的；《泉州申遗：看见宋元那片海》，是与福建分社合作的。

　　“中国故事”的定位是：有趣、好看、正能量、中国气质。那么什么是“中国气质”？为此我们总结了八个关键词，包括恢弘大气，体现大国风范，比如《北京中轴线：丈量历史 赓续文脉》《一池清漪照家国——穿越时空的颐和园影像》《花博会：上海的“花样年华”》等；历史底蕴，探寻中华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比如《何尊：刻于“心中”的“中国”》；多元包容，展现多民族多元文化，比如，《Up 耿马：一家县级民族歌舞团的“逆袭”》，还有《西藏罗布林卡“美颜”记》《探访帕米尔高原上的“绝美小镇”》等；红色基因，信仰之光生生不息，比如《亲历雪山秘境 发现西线长征那些事》《90年前，一个俄语单词在中国瑞金生根发芽》；独特性，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内涵，比如《二十四节气：北京冬奥会上的“中国式浪漫”》《烟雨扬州 探幽千年“造园梦”》《“数字敦煌”：把过去献给未来》；文化自信，对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尊崇，比如《泉州申遗：看见宋元那片海》《唐大明宫：宫殿辉赫承盛世 一园千年鉴文明》《飞上火星的“蓝蝴蝶”》等；人生百态，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风貌，比如《治沙英雄郭万刚：一诺千金 一生坚守》《“冬储白菜”折射时代变迁》等；时代注脚，以深入的触角见证时代变迁，比如《小村庄里的“篮球嘉年华”》《去“有风的地方” 看乡土中国治愈力》《火线之后筑“人链”：山火灭了，故事“火了”》等。

　　“中国故事”幸运地赶上了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代，通过技术实现美学赋能，融媒展示更直观、立体、全面，让传统对外报道脱胎而成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外兼修”的顶流产品。到目前为止，中国故事已经播发了190多期，阅读量超过两亿次，成为知名的外宣栏目。

　　最后，我想向那些前辈，为我改过稿的杨金洲等，给我们讲过很多对外写作手法的吴月辉等，主编《外国新闻作品评析》的李竹润等，表达深深的敬意。他们留下的对外报道的传统，一直激励着我，让我受益终生。

　　本文刊登于《中国记者》2023年第12期

　　原标题|《为时代塑造“大家”群像》